著书署名，古已有之，翻开《汉书艺文志》，许多书都以不同方式署作者名。六艺除本经已属社会公有财产外，其传述诠释之作，多署作者名，如易经之传有周氏、服氏、杨氏、蔡公、韩氏、王氏、丁氏等各家，署姓以明为一家之言。小学类有《苍颉训纂》二种，分署扬雄、杜林二名，以示同名异书。诸子、诗赋作者之名多有与书名合署者，如《陆贾》二十三篇，《贾谊》五十八篇，甚至即以作者名冠于文体而著录其书，如屈原赋二十五篇、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。汉高祖贵为天子，作大风歌，合他歌为一书，遂署《高祖歌诗》。后世无论二十四史之史传，唐宋八家之别集，凡成书者无不有署名。近代以来虽有用笔名署名者，但久而人多习知其为谁人，甚而有即以所署笔名行世者，如鲁迅与茅盾类此。正因书有署名，遂使检群籍者莫不以此为一渠道而得其用。及“文革”时，即使御用遵命之作，仍署“梁效”、“罗思鼎”等谐音之名。是可见署名之不可少。
近年著述繁多，亦无不有署名，一则以明责任之所在，一则以定版权之所属。作者署名，已成共识，但其内含与背景之复杂曲折，似尚无人穷其究竟。我曾屡见因署名而出现的千情百态，颇有出人意料而不得不付之浩叹者。择其荦荦者，约为三叹！
其一：书生数年灯火，备尝寒窗之苦，方成一书，积稿盈尺，久久难付枣梨。出版社索资出书，几成社会常规而习见不怪。一介穷儒，日汲汲于稻粱，犹时有竭蹶，又何从筹措巨金？妻女为脱簪铒，亲友为解阮囊，杯水车薪，亦无济于事。幸得高人指点，辗转求助豪门。于是腰缠蹄金者，附庸风雅，愿出其灯红酒绿之余沥，为求署名于作者之列。有无相通，公平交易，出资者心安理得，视为当然；而真正作者如割禁脔，内心凄楚，莫可言状。为免高阁之厄，不惜降志辱身，违心接受，迹近文丐，郁愤中结。于是款爷履历增著作一项，原作者每睹所著之款爷署名，辄自责求一时之利，失立身大义，不时追悔，时感隐痛。闻者多怜其情有可原，义无可取。此一叹署名之可怜也！
其二：作者躁进，为求尽早掠取名位，乃以所著呈某出版社正副头领，甘言相啖，推为前辈，乞其订正，并以第一作者相许。某头领利令致昏，惑于口蜜，乃欣然允诺，略改之无，稍加圈点，即昏昏然署名为第一作者，并利用职权，迅速发稿，果于作者评职称前夕问世，作者如愿以偿，头领名利兼收，皆大欢喜，一切似已妥帖。事后作者卑辞求还原稿，言将保存头领手迹，头领戒备全失，完璧归赵。孰知该作者叙事端原委附以原稿，状告头领胁迫掠取成果于纪检。追查结果，头领落笔原稿之笔墨确属寥寥，于是作者“沉冤”得雪，以受害者面目出现，受到若干不知内情者之同情。此头领则受责停职检讨，终于离职而去。此头领固罪有应得，而作者之“始乱终弃”，用心险恶，亦卑鄙之极。此再叹署名之可鄙也！
其三：某学者曾相告：其门人以两年之功，东拼西凑，写成一书，即送请其师审阅，并以其师熟悉出版界人士，遂以合著共署为请。某学者审阅所著并签注修改意见，而婉拒其合作共署之请。于是某生视其师为迂而不化，乃改弦易辙，别寻门路。终投某权位者之门，不数月而其书问世。权位者骤得第一作者之名以掩其不学无术，自感欣慰，而该生于书序中竟谀某权位者有治学经验，有研究成果，并以能与其通力合作为荣。此等乞怜媚态令人作呕，实难取谅于人。其行固不仅此人，其人之不齿士林，固咎由自取。此三叹署名之可耻也！
可怜、可鄙、可耻，虽分为三，其源皆因“急功好利”以致“见利忘义”。义利之辨，多为前贤所重，汉董仲舒乃有“正其谊（义）不谋其利”之论，此虽有阐扬儒家义利观之嫌，但仍可作立身行事之镜诫。语云：“子罕言利”，或为夫子涉世既深，见利之为害也甚，遂罕言其事以默化诸弟子。今之智者于此当有所鉴察焉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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